一代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，走完九十载人生历程终于安详地走了。从30年代他同郑振铎一起编《新诗》月刊开始，他为了我国新诗运动的发展，以及吸收和研究西方不断变化的文学，可谓殚精竭虑，硕果累累。除了介绍洋诗，他还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位开拓者，而所有这些，自然都离不开翻译。
早就听说卞之琳不赞成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这一翻译标准，但未闻其详。1991年我在北京举办“穆旦学术研讨会”，会前我上卞家向卞老汇报开会的事，谈话间少不了要提到有关翻译的事。他说，良铮（即穆旦）译诗很有想象力，既有洋味又不洋化，不拘泥对应，但求展现诗人的情感和意境，只有诗人译者才会有这种诗化的手笔。我唐突地问道：“这么说，译诗可以不遵循信达雅了？”他笑答，搞翻译可不要被“信达雅”这个教条束缚住。翻译有多种多样，有诗歌、小说、政论、法律、科技等等，能都用信达雅一个标准吗？尤其是诗歌，单从文字来讲，外国诗歌是不可能翻译的。只能凭译者的理解，去刻意追求形式的近似，而要达到这种近似，就必须使译者有一种能融入原诗意境的那种激情。接着他以一桩往事为例。80年代初，上海一位资深英语教授，写了一篇批评卞译“莎剧”的文章，指出多处误译，而且用词很严厉。当我就此文征询卞老看法时，他不但没怒，反而乐呵呵地说，我同他是老相识、老对头了。他教英语，只知道凭字典、对语法来看翻译，要知道莎士比亚的台词是诗，而诗是要用心、用灵感、用激情来表达的。看了“莎剧”不动情的人就别想去翻译。他只挑我文字上的不对应，而我讲究的是情通和形似。有些诗如何押韵，光讲对应行不通。后来我把他的这个观点同诗人毕朔望谈过，毕对我说，人们可以不同意卞之琳的译论，但卞之琳的翻译风格，会在中国译坛永久被人们怀念的。
我在想，卞之琳会被人们永久怀念的，不仅仅是他的翻译风格，还有他的治学精神，他的为人品格，他的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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